冷战的多种终结、万隆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
作者：李智星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美苏二元霸权零和对抗的分析框架限定了对冷战终结史的考察，而从第三世界角度重新审视冷战终结，则不但打开了探索冷战多种终结的空间，也有助进一步揭示被一般冷战史叙事所掩盖了的关于超越冷战体系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史叙述。以万隆精神为基础，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并非一种参与19世纪模式下旧政治的新力量，而是构成新政治对旧政治本身的抵抗。在以欧洲古典国际法原则为标志的大国协调机制终结以后，以第三世界为主体自下而上的新政治实践对于想象和重构另一种国际合作共治的秩序空间及规范性提供了新的可能。
中东乃至第三世界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涌现，无法离开一个基本的战后历史基础，即20世纪第三世界独立政治主体性意识的形成。文安立在其《全球冷战》（The Global Cold War）一著里，便将伊朗革命（及随后兴起的政治伊斯兰主义）置诸第三世界与美苏霸权的相互关系当中加以审视，并视其为第三世界对美苏霸权全球干涉、控制与影响的一种抵抗性回应。在第三世界反抗霸权国家、追求独立自主以及去殖民化斗争的长历史过程中，“伊朗革命标志着第三世界对超级大国主宰的抵抗的一次转折”，诚然，伊朗革命所诉诸的政治与文化斗争资源以伊斯兰普遍主义神学为中心，这与过去以世俗的民族主义诉求为首要特征的亚非拉抵抗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认同确已非常不同，然而，尽管其“展示了另外一个抵抗中心的存在”[18]，伊朗革命仍是处于第三世界抵抗全球霸权这一政治历史脉络与谱系下的环节之一[19]?；厮萦谡庖宦雎绾推紫?，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开第三世界抵抗政治更丰富的历史纵深与精神光谱，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估当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右翼激进化倾向。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亚非会议上，亚非民族和国家集体首次明确表达了一种在冷战以外确立自身反霸独立意志的第三世界立场，并“超越左和右”（beyond Left and Right）[20]而集聚形成“一个脱离于帝国主义和冷战秩序的国际空间（international space）”[21]。万隆会议因而构成一个超越冷战的第三世界时刻，它与广义上的战后国际主义史相联系，为更复杂化地阐释冷战的结束提供了一个“新框架”[22]。更重要的是，万隆展现的乃是一种基于国际主义精神的新政治，这不同于同样在第三世界抵抗政治的宽泛脉络上产生的右翼民族主义或激进宗教激进主义诉求，也不同于时下以文明冲突论框架所把握的一种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关系。从“以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为世界性特征的“新战国”体系出发，“所谓‘冷战’、‘后社会主义’、‘文明冲突’、‘全球化’不过是‘战国式竞赛’的具体表现”[23]。然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所展开的新政治生活却意味着对这种“战国式”国际秩序逻辑本身的根本抗拒。
[18][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304、308页。
[19]冷战结束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仍然延续着其70~80年代抵抗全球霸权的政治话语，可参见"Interview with Osama Bin Laden,1999", in Jussi Hanhim?ki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old Wa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p.654～658.
[20]Richard Wright, The Color Curtain: A Report 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Cleveland &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56, p.13.
[21]Mark Philip Bradley,"Decolonization,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Cold War,1919-1962",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p.479、467.
[22][日]入江昭：《我们生活的时代》，王勇萍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46页。
[23]王铭铭：《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三联书店，2012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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