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多种终结、万隆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
作者：李智星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美苏二元霸权零和对抗的分析框架限定了对冷战终结史的考察，而从第三世界角度重新审视冷战终结，则不但打开了探索冷战多种终结的空间，也有助进一步揭示被一般冷战史叙事所掩盖了的关于超越冷战体系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史叙述。以万隆精神为基础，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并非一种参与19世纪模式下旧政治的新力量，而是构成新政治对旧政治本身的抵抗。在以欧洲古典国际法原则为标志的大国协调机制终结以后，以第三世界为主体自下而上的新政治实践对于想象和重构另一种国际合作共治的秩序空间及规范性提供了新的可能。
对施米特（Carl Schmitt）来说，一战后欧洲秩序的衰败，标志着欧洲古典国际公法时代的终结。战后欧洲维也纳体系的最终瓦解，以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自上而下重建西方大国均势与协调机制上的失败，导致其国际体系下的无序与混乱，而这从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角度看来，却恰恰为它们摆脱帝国霸权压迫和争取民族解放提供了空间[31]。但在旧的欧洲国际秩序衰亡，而新的国际秩序没有真正形成的状态下，第三世界周边国家也意味着遭受另一种灾难。在施米特眼里，20世纪欧洲古典公法时代的终结及与之相伴随的传统世界整体秩序的解体，和一个形式上平等囊括包括亚非拉广大非欧洲边缘民族在内的新国际化家庭的诞生，均引向一个丧失掉实质秩序的空间基础与限度的、混乱而虚无的普遍主义全球境域。在后者的“一种既没有空间也不成体系”的“无结构的乱局”之中，“共同的战争框架无法建立”[32]。由分别代表两种普遍意识形态的超级霸权所主导，并将周边第三世界国家卷入其中的全球冷战/“热战”对抗（尤其在具有普遍毁灭性危险的核冷战方面），就是基于这种缺失实质性约束架构的无度的全球状态而展开。第三世界诸弱小民族及国家被拽入这一大国霸权对抗的无序化境域中往往成为被牺牲者和受害者，它们对于合力抵御这种趋于恶化的普遍性世界霸权竞争向第三世界地带的渗透与扩延，并重建一种新的和平化的全球秩序治理具有切身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恰恰被施米特所忽略了的是，在战后万隆会议的时刻，亚非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政治主体性意志正构成了另一股致力于自下而上克服冷战分裂与战争威胁的扩散以及重建世界和平与国际联合协作框架的集体力量，它为抵制全球冷战对峙氛围下的混战阴霾提供了某种亮点和新希望。
[31]章永乐：《卡尔·施米特论国际联盟与欧洲秩序的败坏—基于中国经验的反思性解读》，《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
[32][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8~220页、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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