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多种终结、万隆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
作者：李智星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美苏二元霸权零和对抗的分析框架限定了对冷战终结史的考察，而从第三世界角度重新审视冷战终结，则不但打开了探索冷战多种终结的空间，也有助进一步揭示被一般冷战史叙事所掩盖了的关于超越冷战体系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史叙述。以万隆精神为基础，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并非一种参与19世纪模式下旧政治的新力量，而是构成新政治对旧政治本身的抵抗。在以欧洲古典国际法原则为标志的大国协调机制终结以后，以第三世界为主体自下而上的新政治实践对于想象和重构另一种国际合作共治的秩序空间及规范性提供了新的可能。
迥异于美苏传统大国霸权自上而下的视角，第三世界对于建立国际和平共处与多元团结有着切己的特殊认同和诉求，并且它们提出的背景毫不抽象，乃是基于回应第三世界现实的共同处境、局势与问题[47]，这一情况将关于新的关系与秩序的思考带入了具体性的基础：亚非拉不仅具有被殖民和被剥削压迫的类似历史体验，具有对于反霸、独立、平等和发展的共同迫切意向，同时也在冷战国际对抗和“热战”威胁下承受相同的现实危险命运和挑战，第三世界的自我境遇与位置使其对建立国际主义视野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秩序理想有着不一样的真切动力与要求。邓小平在1982年8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仍然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意义。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盵48]以万隆为参照，第三世界正成为战后推进国际主义普遍政治的一种独特力量来源，并由此蕴含阻挡全球冷战扩展以及恢复国际和平合作秩序与规范的新可能路径。这一路径不同于建立在文明同质性前提下的古典欧洲国际法空间、以国与国之间权力相对平衡为基础的国际协调实践，也不同于单纯以弱国组织实力联盟对抗强国为旨归的国家间战略互动及组合关系[49]，而是一种结合第三世界自身具体的现实命运共同体和反霸历史关联出发，以构建平等互助、多元团结的“兄弟关系”以及“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实践形式为向往的国际联合道路，以至构成另一种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国际法”实践空间。区别于自上而下代表“普世性”或“全人类”的霸权国家伴随以一种无限化的非空间凌驾真实的秩序空间根基，万隆国际主义普遍秩序观的提出恰恰依托于第三世界具体的本土空间关系与场域，与这一空间上人们实际面对的共同命运和时势相联系，这种共同感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夯定了具体而真实的联合关系基础。万隆时期的亚非在“团结起来”和“保卫自己”的共识上，合作“扩大和平区域”，以“挡住”外来霸权介入并联合起来“阻止大战”[50]。这种在阻挡帝国主义干涉和护卫自身实在的本土空间基础上组建的广泛国际联结，体现出万隆亚非国际连带在空间上具有更多的在地防守性，颇为类似于施米特1963年《游击队理论》（Theorie des Partisanen）所刻画的“植根本土”的[51]、以护卫自家乡土空间为目的而一同抵御霸权干预与威胁的防御型游击队员，亦即抵抗现代性霸权国家的诸弱小民族—人民在持守自家有限的“大地”空间及其生活方式（nomos）的基础上，共同结成“自力更生、互相帮助”以及维系世界和平与战争限度的整体性新生力量，与此同时，它们之间的国际主义合作也反过来为其“大地”赋予一种新的普遍联系原则及品质[52]。
[47]对比宋念申：《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281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27页。
[49]万隆会议胜利举办后，联邦德国的《德国人民报》便注意到亚非国际精神对旧的实力政治的超越，称其“是对实力政策的一个有力的打击”，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也评论万隆会议公报为“反对实力政策的一个声明”。参见陈栎宇：《团结反帝：中国派团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第118页。
[50]毛泽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1954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1954年12月1日；《周恩来总理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会谈记录》，1954年6月25日，载《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两国总理会谈纪录》（外交部档案）；《周恩来总理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第二次会谈记录》，载《周恩来总理与尼赫鲁第二次会谈纪录》（外交部档案），1954年10月20日。转引自李潜虞：《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中国与六次亚非会议（1955-1965）》，第44、47~49页。
[51][德]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朱雁冰译，《政治的概念》，刘小枫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9页。
[52]不过，60年代的施米特对于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游击队员们”实际颇有恶评。他认为，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乃纯粹以“颠覆当前既有格局”为其“要实现的目标”：“除了道德预设和欧洲国族的入罪化，它没有创造关于新秩序的任何观念……它不据有以积极的方式去促成开启新空间秩序的能力。”施米特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反殖民主义力量的“消极的和破坏性的倾向”，乃至“野蛮的故态复萌”的评断。这一切据说均关涉于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与空间有关的特质”。在施米特的游击队员类型光谱里，我们可分辨出另一区别于防卫型的游击队员品类，后者由于更深地卷入于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性视角与维度之内，遂转而倾向于强调一个“一体世界”（One World）、或“一个人类”视角下的“无空间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绝对的世界敌人”，根据施米特，这种“无空间”的普遍化反殖民意识形态视域不但塑造了游击队员一种绝对化的攻击性与敌意，使其成为“对世界怀有敌意的革命积极分子型”而趋于极端化或激进化的不可妥协性；而且，正如施米特在《大地的法》所揭示的，在伴随一战结束而展开的那个普泛化、全球化的“无空间”维度中，由于抽离开任何具体而真实的空间场域和关系张力对秩序的持有，一种实质的秩序结构不可能得到真正奠立，而取代秩序的将是在“某种特定的消极性”空间维度之下敞开了的“虚无”、混乱与破碎局面，是政治上的“巴尔干化”，是对“自然状态”的返回—第三世界一旦也被拽入这样一种内部空洞无序的“无空间”的全球普遍主义（universal）领域，自然也将失却“以积极的方式去促成开启新空间秩序的能力”。参见[德]卡尔·施米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秩序》，李柯译，《国家、战争与现代秩序—卡尔·施米特专辑》，吴彦、黄涛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5~56页、第60页、第371页、第399~400页；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第32页、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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