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多种终结、万隆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
作者：李智星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美苏二元霸权零和对抗的分析框架限定了对冷战终结史的考察，而从第三世界角度重新审视冷战终结，则不但打开了探索冷战多种终结的空间，也有助进一步揭示被一般冷战史叙事所掩盖了的关于超越冷战体系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史叙述。以万隆精神为基础，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并非一种参与19世纪模式下旧政治的新力量，而是构成新政治对旧政治本身的抵抗。在以欧洲古典国际法原则为标志的大国协调机制终结以后，以第三世界为主体自下而上的新政治实践对于想象和重构另一种国际合作共治的秩序空间及规范性提供了新的可能。
以美苏零和冲突为逻辑结构的历史叙事模式引出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关于对冷战历史终结的理解和设问方式的限定?；谖埔馐缎翁叛龊驼尉萌∷纬傻亩粤⒐手刃蚬乖欤湔阶魑恢至愫筒┺牡亩氛窬?，其终结的形式也受制于这一格局下的基本博弈规则，即以苏东集团的剧烈突变和西方集团的最终胜利构成冷战这一战后国际关系秩序和世界史竞争过程的终点。苏联何以输掉、而美国又何以赢取冷战（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成为探讨冷战如何及何时终结等一系列问题的首要切入点。然而，冷战作为一个国际体系，对于其所覆盖的全球不同区域和参与其中的不同群体和国家的人而言，其如何及何时终结实际存在多种变化的可能，从这种广阔的差异性视野来看，冷战终结的时刻或终结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或一体性的，而是在其内部具有复数结构或并不整齐划一的多样性。正是基于此种观察，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指出了冷战并不只有一个而是有着“多个终结”（many endings），这些彼此差异的终结点（ending points）在空间上“伸展至数个大陆”，在时间上也远“先于1989年”，它们属于冷战变动的更宽广过程，“其中一些密切联系于两极冷战体系的运转，一些则从其地理和社会边缘位置上发展起来”。它们将1989～1990年政治变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形诸“特别的历史时刻”而显现出来，这些时刻“不但代表着总体的趋向，而且也就其自身而言构成决定性的事件，在其中所做出或予以表达的选择将那些前提和后果联系了起来”[5]。在不同政治社会脉络和国际体系环节中引发的冷战终结点，为突破美苏零和竞争的二元架构而追问参与终结冷战的多种因素和路径奠定了必要基础，它们也反过来赋予对冷战终结史以多重的理解。而单一的美苏间冷战叙事则会遮蔽冷战的“更多终结”（more endings）。同理，冷战多种终结的存在也表示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就以同一步伐走向终结，在亚太地区，某种意义上冷战迄今仍不能说已然终结，韩国文在寅总统称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为“冷战最后一块坚冰”，但无疑冷战结构在远东的延续或遗留远不止于涉及朝鲜半岛[6]。目前关于冷战终结的叙事建构，更多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体验为基础，而冷战史在第三世界地区的演化状况则存在诸多差异。而且，“冷战”（cold war）本身也主要是在欧洲世界是“冷”的，在对抗中保持加迪斯（John Gaddis）所说的“长和平”（long peace）[7]，而在亚太区域则更多表现为“热战”（hot war）。
[5]Odd Arne Westad,“Beginning of the End: How the Cold War Crumbled”, in Silvio Pons and Federico Romero eds., Reinterpre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ssues, Interpretations, Periodizations, p.68.
[6]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2007.
[7][美]约翰·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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