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多种终结、万隆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
作者：李智星 2021-08-30 15:17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美苏二元霸权零和对抗的分析框架限定了对冷战终结史的考察，而从第三世界角度重新审视冷战终结，则不但打开了探索冷战多种终结的空间，也有助进一步揭示被一般冷战史叙事所掩盖了的关于超越冷战体系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史叙述。以万隆精神为基础，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并非一种参与19世纪模式下旧政治的新力量，而是构成新政治对旧政治本身的抵抗。在以欧洲古典国际法原则为标志的大国协调机制终结以后，以第三世界为主体自下而上的新政治实践对于想象和重构另一种国际合作共治的秩序空间及规范性提供了新的可能。
尽管亚洲和非洲国家对帝国殖民主义的回应激发了其本土性自觉，后者包括“一种由西方的态度和实践所唤醒的种族意识”，也包括“一种防御性的（defensive）宗教情绪”，其“兼具了种族性和宗教性的身份认同体系……通过一种情感性民族主义（an emotional nationalism）表现出来”，但这种本土独立认同并没有走向“原教旨”式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反霸、团结、互助的气氛与目标之下“跨越国界，将一个又一个国家合并起来，连为一片”。[43]从而，万隆国际主义的普遍性是在与亚非种种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特殊性的辩证结合中创造自身的。它既“超越左右”，也包容不同民族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多样性，以及接纳从各自历史视野与立场出发对殖民建构的批判和对不同独立解放道路的自主探索，同时表达了防止“以敌视白人的偏见来回应白人敌视我们（作为非白人）的偏见”的“种族主义陷阱”（racist trap）[44]。与此同时，亚非联合内部也交叠着不同的普遍主义秩序诉求，包括不结盟理念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等[45]，这些主张迥异的秩序观在去殖民化和团结政治的共同基础上，得以被纳入更广泛的国际主义普遍联合视域中。在超越冷战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下的本质主义政治和分断性结构的创造性过程里，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运动形成着自身内在丰富的政治纵深与精神内涵。
以第三世界为主体的国际主义共同体政治对冷战竞争逻辑的超克，组成了独特的“去冷战”（de-Cold War）普遍政治力量，这复杂化了全球冷战的历史格局，使基于美苏二元霸权对置的东西分析框架不足以涵盖冷战全球史的全部线索，而一种纳入了第三世界或“南方”抵抗政治史的南北分析框架，则显得更能把握全球冷战的多重历史构成[46]。
[43][44]Richard Wright, The Color Curtain: A Report on the Bandung Conference, p.140, p.152.
[45]从无产阶级国际革命延伸的视域看待万隆会议新中国对亚非国家非殖民化运动的支持，可参见陈兼：《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题变奏》，《冷战国际史研究》No.9，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46页。
[46]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便将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第三世界独立解放浪潮、60年代全球激进反霸以及“三个世界”体系的划分等等，均纳入到“南北划分”框架下宽泛的“南方”范畴，提出一个不同于传统以“东西划分”为结构的冷战史叙事框架，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What Cold War in Asia?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in Zheng Yangwen, 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 eds.,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Brill,2010, pp.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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