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从梁启超与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视角
作者：方映灵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佛学救世是近代中国的一股思潮。本文选取梁启超、章太炎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他们佛学救世思想的比较分析，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家如何从自身的思想背景和学术素养出发，选取与应用佛学。本文力图在分析过程中从更广泛的时空范围里去考察，将论题与弗兰西斯·培根、康德、桑塔耶那、马克斯·韦伯等近代西方相关思想家的思想相映照，希冀由此对整个近代中国应用佛学思潮，以及对梁启超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能有一个更清晰地把握和客观地评价。
其次，韦伯是在对经济、科学技术问题倍加注重的氛围中进行这种探讨的。他注重宗教力量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对科学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否定。相比之下，梁启超章太炎之倡导佛教就不是在对科学力量的肯定前提下而进行的，科学与西方学说一样，在他们那里是待考与待证实的。随着后来“科学破产”的呼声，他们便与伺机而动的复古派一起，走向非理性主义。虽然当梁启超章太炎在提出佛学救世之时，他们尚不是复古守旧派，但是，处于这样的思想氛围里来倡言佛学，这与韦伯在对科学力量不言而喻的肯定之下来谈宗教，其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章太炎把道德作为国家兴亡的根极，而道德“皆由宗教引生”。因此，他们之倡言佛教，意味着把宗教作为决定社会国家兴衰的最根本的唯一原因。而基于他们的理论氛围与前提，这无疑导致对科学力量、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否定。显然，这个结论与韦伯的理论不但毫无相通之处，而且正与后者相反对。章太炎曾认为，欧美各国强盛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了基督教，“若没有这基督教，也断不到今日的地位”（《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这种观点不仅与韦伯的观点相违背，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章太炎没有看到，欧美国家正是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把科学与人从基督教神学的笼罩之下摆脱出来才得以发展其资本主义的，科学始终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决定性因素。
c4d032d1-1359-488d-9493-075c1cede8f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