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归主”下近代传教士在华女俗“教化”进路与显隐效应*
作者：张小玲 2021-08-30 15:51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女俗“教化”被近代西方传教士视为在华播扬福音的重要课业，他们认为“得到了这些女孩，就得到了这个民族”?；谥形魑拿饔帕拥燃杜判?，传教士们打造了西方女俗“样板”作为在“半教化”之近代中国进行女俗“教化”的参照，在“教化”进程中“纳中入西”，在批驳与攻讦间植入西方样板。传教士们的女俗“教化”实践，不经意间充当了近代中国女权运动思潮的启蒙工具。然而，不管是“为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十字军运动”，还是“拯救异域姐妹灵魂”的光辉，都掩饰不了“中华归主”的野心。在“中华归主”的荫罩之下，近代西方传教士们在华女俗“教化”课业偏颇中裹挟着征略先锋的嫌疑。
随着传教士们文化心态的变化，他们对中国人群体秉性的认知呈现出不同的情感，从而影响其传教进路。利玛窦、安文思之时的欧洲文明处于发现、发展阶段，此时的西方文明尚不足以标榜为“强势文明”，因此，传教士们引领下的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第一次碰撞，双方不相上下。虽然传教士们的论述中不乏对中国人“井底之蛙”式封闭思维的质疑，但总体而言，他们尚能以平视的目光审视中华文明，以较为客观而温和的态度分析中国人秉性缺陷，向西方传送了较为客观的中国人形象讯息。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扩张，近代涌入中国的传教士们显得自信满满，对他乡文明就没有那么宽容大度了。他们站在18世纪西方工业文明、政治体系的山头上审视中华文明，俯视之下批驳苛责迭起，“中国人的形象跌入深渊”[9]。
在强者视野的审视之下，“西人事事翻新，华人事事袭旧”。西洋镜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人群体秉性一样，“侈然自足”“以尊临卑”“故见自封”“信古而不知新”。传教士们审视了中华文明的“通病”，将“原罪”追根溯源至儒家教义，认为文明教化当以“神与人交、人与物交、人与人交”三伦贯通，而儒家教化无“神与人交、人与物交二伦”，“专重人伦”，即“生平所注意之端，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五伦”，“五伦克尽，人生之本身尽矣”[10]，“在传教士看来，儒家文化重人际关系，重现世生活，贬斥宗教，不重来世是妨碍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心理和文化障碍”[11]。因此，清除福音播扬道路障碍的重要举措就是批贬儒学。不讲物论，则“未尽格物之蕴”，是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滞后的原因。不讲神伦，则“明留邪教惑世诬民”[12]。拜天又拜地，风云雷雨之类无所不拜，导致迷信与盲从：“西人之论上帝也，曰此造物之主，我当臣服者也；其论人也，则曰与我平等；其论物也，则曰此上帝所造以供我役使也。于是有格物之学，甚至日光电影、风威火力无不听其号令，任其驱驰?；嗽蚍钗?，罔敢戏豫，而且一事之偶异，如日月薄蚀、风雷小变之类，往往以遇灾而懔相儆戒，遂积渐而为怯懦之尤”[13]。
[9]周燕：《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研究〉》，第72页。
[10][12][美]林乐知、任保罗述：《全地五大洲女俗考》，光绪二十九年（1903）排印本，第10集下卷，第54页，第55～56页。
[11]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与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13][美]林乐知：《治安新策》，《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卷8，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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