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中的隐微主义
作者：朱海坤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作为列奥·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学说之一，隐微主义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
学与政治问题的背景中来思考，因而显得荒唐。
与弗雷泽相反，国内学者刘小枫教授认为，施特劳斯对以托兰德为代表的“现代启蒙式的隐微论”进行了批判。他指出，托兰德抛弃了古典隐微论的审慎原则，在他那里，隐微写作只是促进思想自由的手段，是为了应对官方审查，防止迫害。他揣测，施特劳斯的《迫害与写作艺术》“很有可能恰恰针对的是托兰德的现代启蒙式隐微论”，而且现代隐微主义受到了自由主义学者如德鲁里、帕特逊等人的追捧，他们将这种隐微方式看作“一种反抗思想压迫、推进思想自由的工具”[1]，这正与施特劳斯所主张的古典隐微论形成对垒之势，后者预设了精英主义的不平等主义观念。关于隐微主义的历史争论的背后隐藏着思想的交锋。
二、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争论
德鲁里是列奥·施特劳斯的批评者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她的论断广泛地影响了北美学界、政界和媒体对施特劳斯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看法。她站在现代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指控施特劳斯的隐微哲学是操控政治、愚弄民众的极端精英主义的统治纲领，并断言“隐微的哲学关乎哲学家的秘密王权”[2]。在她看来，施特劳斯笔下的哲学与政治的自然冲突意味着哲学对政治的直接否定和间接操控。哲人对宗教、道德和法律的僭越意味着承认哲人统治的正当性，宗教与道德因之丧失了在人类社会中的本原性根基而沦为“骗局”。这种“政治性的指控”[3]是对施特劳斯的误解。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从原则上说，只有在承认二者各自的合理性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政治生活所依托的共同意见与哲学对真理的探索都无法被对方所取代，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将宗教或道德污蔑为“骗局”并非施特劳斯的本意。德鲁里对施特劳斯政治意图的判定也表现在对隐微主义的看法上—原本用于调和哲学与政治的写作技艺被当成说谎和政治欺骗的把戏。正是这一点激起了德鲁里的怒火，她批判施特劳斯的精英政治是傲慢、虚伪、奸诈甚至寡廉鲜耻的，他们鄙薄、欺骗、愚弄和操纵大众，与纳粹分子相差无几。
德鲁里对施特劳斯的思想的“政治化”解读遭到了施氏弟子的集体抵制。曼斯菲尔德在一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组织的广播讨论中指责她对施特劳斯的肤浅解读和严重曲解，维护和申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本位，否认施特劳斯对现实政治怀有不轨之心或有意操弄美国政局。更为系统地对施特劳斯思想的澄清与辩护是200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的两本著作：凯瑟琳·扎科特和迈克尔·扎科特夫妇的《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和斯蒂文·斯密什的《阅读施特劳斯—政治学、哲学、犹太教》（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它们都致力于为施特劳斯进行辩解。作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隐微主义也成为这些辩词的核心内容。斯密什斩钉截铁地否认施特劳斯宣扬哲人必须撒谎。他重申从事隐微写作的理由，并声称哲人以隐语或哑谜的方式引而不发或含糊其辞，都不能算是谎言，只是“有保留的表达”[4]。尽管斯密什承认施特劳斯运用隐微手法暗示了对美国自由政体的隐忧和批判，但他强调，施特劳斯的目的并非颠覆民主，而是“防止立宪民主退化成大众民主”[5]。这一点与扎科特的观点相契合。扎科特夫妇指出，古代哲人的隐微写作不是为了塑造公共舆论或取得政治权力，而是因为真理不能被直接表述。隐微论被视为一种解释方法，用于理解过去的不自由写作，不是为作家开出的药方，更不是教导政治欺诈。为避免迫害的隐微写作从根本上与政治相冲突，而不
[1]刘小枫：《双重写作与启蒙—施特劳斯与托兰德问题》，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编：《施特劳斯与古典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223页。
[2]莎迪亚·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张新刚、张源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3]李世祥：《施特劳斯与新保守主义—论德鲁里对施特劳斯的批评》，《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4]2斯密什：《阅读施特劳斯》，高艳芳、高翔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54页，第285页。
[5]3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施特劳斯的真相》，宋菲菲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