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立”高校体育课的建立和变迁—以北京大学为考察中心
作者：白雪松?章深 2021-08-10 11:25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民国肇始，新成立的教育部希望通过“军国民”式的体育课养成积极捍卫共和的新国民，但多数北大学生对体育课并不积极。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国立高校强制开展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军事体育，这种做法引发了北大学生的不满和反抗。具体考察1936年之前的北大体育课的建立、开展和变迁情况，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北大体育的认知，还有助于我们从体育这一特殊的角度更加立体地理解近代青年精英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
体操课的慵懒以及对长袍的坚持表明一部分北大师生仍然保持着士人积习。我们可从北大学生的专业选择中发现一些端倪。在1914年末正式注册的423名本科生中，仅法科的学生就超过了全体本科生的一半，为213人。到了1917年，北大法科录取了841人，文科为418人，而格致科则为422人。[19]即使到了1926年，法律仍然是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专业之一。[20]法律与仕途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早在北宋，当时的公立学校就按照王安石的思想增设了法律课程，以方便学生其后从政。[21]同样地，北大学生对法科的钟爱显示出他们对仕途的浓厚兴趣。北大校友冯友兰道出了时人热衷法科的原因：“在那时候，一般人还以为学校为变相的科举。上大学为的是得个入仕途的出身，出身以法科为宜”。[22]蔡元培也曾提道：“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单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对此，他批评道：“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23]一心入仕的北大学生自然遗留了一些“老爷”式思维。在传统观念中，体力活动是下层社会的专属。只有“低下阶级”的人才需要身体强壮，而士人的特权之一，就是可以免于体力活动。有人将体育课贬斥为“儿戏”，认为参与体育活动会损害文人雅士的形象。马约翰指出：“农民、工人、商人被看作是人民当中的低下阶级，而只有这些低下的阶级才需要体格健壮。一个学者和雅士，永远应该居于社会的首位—士、农、工、商，次序就是这样排列的……体育锻炼会令人憎恶，因为它不符合文雅的原则，因此也自然就不受欢迎?！牵ㄑ牵┳苁潜缃馑担窖＠囱埃褪俏顺晌晃晃难诺娜?，而不要成为一个粗鲁的窃贼，因为只有窃贼才需要跑得快和跳得高，以逃避追捕。”[24]
[19]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5页。
[20]《北大本年毕业生经济法律人数最多》，《晨报》，1926年9月9日。
[21]袁征：《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22]冯友兰：《北大怀旧记》，载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0页。
[23]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第48～49页。
[24]John Ma, My Fourteen Years Experience of Western Physical Education.该文最初为马约翰本人用英语撰写。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马约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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