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立”高校体育课的建立和变迁—以北京大学为考察中心
作者：白雪松?章深 2021-08-10 11:25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民国肇始，新成立的教育部希望通过“军国民”式的体育课养成积极捍卫共和的新国民，但多数北大学生对体育课并不积极。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国立高校强制开展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军事体育，这种做法引发了北大学生的不满和反抗。具体考察1936年之前的北大体育课的建立、开展和变迁情况，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北大体育的认知，还有助于我们从体育这一特殊的角度更加立体地理解近代青年精英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
一、“老爷开步走”：京师大学堂时期的体育课
在官办新式学堂中增加体育课程的思想，是晚清政府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将中国传统教育改造成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出现的。1902年，张之洞提出，中国的新式学堂应当仿照东邻日本，兼顾德育、智育和体育：“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段，……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涉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盵5]与英美不同，晚清改革者将体育引入学堂的用意并不在于让学生保持健康或休闲娱乐。按照清廷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学堂要培养“通才”，尤其是培养“临事不辞难，事君不惜死”的忠勇臣民，以求在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中获得生存的空间。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和日本因奉行军国主义政策而迅速崛起，因此流行于两国教育系统的兵式体操自然成为了清廷的首选。1903年，清廷将兵式体操加入到了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和师范馆的课表之中，学时为每周2~3个小时。1904年，清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按照该章程，体育成为各学堂的必修课，课程名为体操学，内容则以兵式体操为主。[6]虽然体操被明文列入京师大学堂的课程之中，但在实际的课程开展层面却完全是另一番光景。由于京师大学堂在创建之初所招收的学生大多为王公贵胄的子弟，因此学生们还遗留着一定的士绅积习。更重要的是，京师大学堂兼具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双重性质，其中的部分学生已有或将会被授予一定的官阶。军事和体育历来不被传统的士绅阶层所重视，因此兵操教官的地位远不能与其他课程的中、外教习相提并论。在进行兵操训练时，教官对学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此，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在京师大学堂的兵操课上，经常听到教官毕恭毕敬地喊着“大人向左转！”或“老爷开步走！”等口号。[7]大学堂的学生都是士绅群体中的精英，自恃身份贵重，也大多不把兵操课当一回事。
二、自由与逃避：北京政府时期的北大体育课
民国政府在1912年元旦成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部总长。同年5月，民国政府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任命严复为署理校长。[8]9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9]由于帝制覆灭、民国肇始，1912年的教育宗旨没有忠君和尊孔等不符合民主、自由与共和理念的内容。在体育方面，该教育宗旨提倡军国民主义，这与晚清教育宗旨中的“尚武”相同，“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10]但晚清教育宗旨中的“尚武”旨在培养能够为清廷作战、忠于统治者的臣民；而民国初年提倡军国民主义的出发点，是希望学生养成“军国民之资格”。正如当时积极筹建北京体育会的孟锡绶等人所言，“念今者共和成立，国民均跻于平等，即人人有国家之责任”，[11]“（国民）自当力挽从前积弱之习，各任军国民之义务，以谋富强”。[12]
[5]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88～1489页。
[6]杨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12页。
[7]张孟休：《北京大学素描》，载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第519页。
[8][9][10][11][12]《国立北京大学沿革》；《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令》，1912年9月2日；《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4月；《孟锡绶等为北京体育总会请立案呈》，1912年5月；《北京体育总会关于报送修正章程呈》，1912年12月4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第22页；第16页，第840页；第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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