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碳排放达峰过程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作者：唐杰 温照傑 王东 孙静宇 2022-04-27 15:52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当前碳排放达峰理论分析基础主要包括Kaya恒等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以诺德豪斯为代表的资源最优配置动态均衡方法等，相关分解方法主要分为基于指标的分解法、自下而上方法和基于系统优化的模拟等。本文归纳已有碳排放达峰的相关研究，总结相关研究的实证结论，认为碳排放水平与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决定于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但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此外，经过研究表明，能源产出效率提高与产业结构升级互动，有为政府是解决市场机制失灵的关键，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是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结果。文章进一步对OECD碳排放达峰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量化了工业化、城市化、产业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在碳排放达峰过程中的作用。结果显示，在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增长带动碳排放总量增长，人均GDP带动资源消耗上升的收入效应递减，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关系，能源强度的下降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其中制造业占比与碳排放的关系不确定。碳排放达峰与碳中和不仅是气候变化问题，而且是与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密切相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为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换，完善的市场导向的创新激励与合理有效的政府干预是不可或缺的。
三是碳排放决定于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但不是简单线性关系。Sharma使用69个国家1985-2005年面板数据，对碳排放量与国际贸易，人均GDP，城市化和一次能源消费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解分析，其中，人均GDP和城市化是全球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按照人均GDP进行高中低分组，高收入国家对应高人均碳排放水平和低碳排放增长率[21]。现代城市起源于工业空间集聚，环境污染与碳排放因此与城市化过程息息相关（Li等，2017；Wang等，2018； Bilgili等，2016）[22-24]。后工业化时期，创新聚集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城市化从碳排放的驱动力量，转换为碳排放达峰的驱动力量。[25-26] Li和Lin（2015）将73个国家面板数据划分为四个收入水平组。低收入组，城市化增加了碳排放量；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组，工业化提高了能源效率，碳排放量依然增加；高收入组，能源消耗上升，碳排放量不增长。[27]
四是有为政府是解决市场机制失灵的关键。气候变化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失灵。[28] Acemoglu等给出了如下论证过程，若经济中有两个生产部门，后发的清洁生产部门与先行的环境污染的肮脏生产部门。肮脏生产部门因具有先行的规模优势，会吸引创新和生产资源更多进入获利，加剧了负外部性，生态环境恶化。若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调整不同技术间成本收益关系，肮脏部门企业获利降低，清洁部门有利可图，政府干预就有可能克服市场失败。在清洁技术成长为主导技术后，政府退出干预，实现长期增长和良好环境生态之间的平衡。[29]Lemoine讨论了这样一种状况，若创新与能源投入互补，经济增长会从依赖传统技术转向新能源技术。[30]Zhang发现，推进高耗能行业的碳减排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相对于一刀切的减排方式，所付出的短期经济增长代价要小。[31]
五是碳排放达峰及走向碳中和是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结果。Levin和Rich回顾并展望了全球碳排放达峰的进程，1990年有19个国家达到峰值，占当期全球碳排放量的21%；2000年有33个国家达到峰值，占当期全球排放量的18%（基于2000年碳排放量）；2010年达到峰值国家增至49个，占全球排放量的36%（基于2010年碳排放量）；2020年占全球排放量40%的53个国家（基于2010年排放数据）将达到峰值；2030年可能增长到57个国家，占全球排放量的60%。[32]创新是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新产业和新技术的创新爆发期往往伴随着投资浪潮，这有利于经济增长，也应防止可能形成的经济泡沫或是大规模的公共和私人债务（Mercure等，2019）。[33]2019年12月欧盟公布了“欧洲绿色协议”，提出应对气候和环境挑战与实现欧盟经济可持续发展，标志着从碳减排转向碳中和的重大步骤。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行动路线图几乎涉及了所有经济领域，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生物多样性、减少污染的核心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欧盟能源供给将向主要依赖可再生能源转变，同时终结煤炭作为燃烧能源的历史。欧盟企业要成为全球清洁生产和技术的领军者，欧盟要以应对气候变化引导创新、增加就业，实现可持续健康经济增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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