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援助比较研究
作者：张龙杰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援助在时间、方式和总量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国民党支持中共抗战，却打压中共发展，从防共、限共到溶共、反共，皖南事变后彻底停发中共军饷，中共边抗战、边求生，正因为如此，苏联对中共的“暗中接济”才一直是必要的。
苏联对国共两党差别化的援助政策服务于苏联总的对华政策，而当时首先决定苏联对华政策的便是其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苏联鉴于西面、东面安全环境的恶化，与中国的联合，对蒋介石的争取是降低日本在远东地区威胁的重点。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苏联除未能直接对日出兵作战外，对中国在外交、国际舆论、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进行了援助，苏联对华援助是伟大的，却不能说是无私的，束缚日军手脚，防止日军北上，使日军力量消耗在中国战场是苏联对于中国的价值期待，也是苏联对中国在其外交布局当中的价值定位，更是其积极援助中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妨说，苏联对华援助本质上是一笔历史性的兼具利益与道义的战略投资。
（一）苏联对共国两党差别化援助政策的特点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苏联的对华政策决定了对国共两党的差别化援助政策，其政策特点有二：第一，抗日导向；第二，最低限度援助与最大化收益。
1. 抗日导向。无论是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还是对中共的援助，都有明确的抗日导向，苏联对华援助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附属于中苏唇齿相依的地缘政治共同利益之下。来自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和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协同对苏作战的隐忧让苏联无时不对日本保持高度戒备，苏联对日本的防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外交渠道的拉拢；二是在远东地区的大规模驻军；三是对中国的积极援助。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加速侵华，苏联为防范日本，首先与中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保持其在远东地区的大规模驻军，并积极谋求与德国、日本缔结合约。苏联向中国提供低息贷款，供应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军火物资，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为避免陷入外交被动，苏联空军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战场直接对日作战，防止中国抗战的迅速溃败。苏联援华的抗日导向从斯大林对驻华军事顾问崔可夫的一段谈话中便可了解，“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1]
除了直接援助之外，苏联不遗余力的调停国共关系，维持国共合作，乃至要求中共迁就国民党，无原则、无条件地服从抗日统一战线，苏联所希望达成的是一个稳定的、对外一致的、能够牵制日本并最终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抗日力量。
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防共与反共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所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国民党的这一做法偏离了苏联援助的抗日导向，在苏联看来，国民党是在拿着苏联给予的援助打击苏联在中国多年培植出来的共产主义力量。所以苏联极力维护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处理复杂的平衡问题：一边向国民党妥协，并容忍其对中共的打压；一边以援助的筹码督促国民党抗战，并防止其倒向日本。对于国民党对中共的封锁，苏联既要向中共提供适度的援助，保证其基本的生存发展，又不能僵化与国民党的关系，公开、大规模的支援中共。
2. 最低限度援助与最大化收益。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最低限度援助”是基于其抗日导向的，牵制并消耗日本是苏联的明确目的。唇亡齿寒，中国的沦陷同样是苏联的灾难，苏联所面临的将不只是日本对其远东地区的安全威胁和对德、日的两线作战。苏联的最低限度援助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这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一脉相承：自1936年11月德日签署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至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苏联东部与西部分别是反苏的德、日，南部是曾经反苏反共的蒋介石，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苏联第一步先于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即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其后又与1939年8月与德国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最后于1941年4月成功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至此，苏联南线、西线、东线所面临的威胁都通过签订合约得到暂时的安全保障。新的利益格局之下，苏联的外交格局也相应改变，为谋求与日本签订合约，苏联不惜损害中国主权，对日承认伪满洲国，背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之精神和中苏实质上的同盟关系，并在此之后终止对华援助，第三笔对华信用贷款只用了一半，其后的军事订单便不再供应。终止对华
[1]瓦·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