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是一种公共产品
■姚轩鸽
要实现防疫的总体效果，政府应该供给高性价比的防疫类公共产品。构建国民主导的优良财税体制，提供合意性充裕、结构合理得当的防疫类公共产品，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满足每一位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防疫是一种公共产品吗？
众所周知，一种产品要成为“公共产品”，必须具备“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两大特征。尽管灾疫可能是降于某一区域或群体，但如果防疫失败，则会殃及其他区域和群体。因此防疫类公共产品的及时、有效供给，会使所有区域和群体受益。因此，防疫类产品和服务，无疑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此类公共产品的足量、优质与及时供应，既必须必要，也应该应当。同时也会折射一个社会、一个地区的公共治理水平与文明位阶之高低。
具体说，防疫类公共产品既可分为疫前、疫中和疫后三大类，也可分为政府主导与国民主导等类型。就前者而言，疫前，无疑重在防疫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基本规则和应急规则与机制的制定和建立，包括基本物资、教育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疫中，重在应急类政府防疫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规则和机制之启动与运行，包括疫区人员自救等规则与方案的启动与运行。疫后，重在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及时救助疫区群体。就后者而言，政府主导类防疫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短期内或许特别“高效”，但因其行政性能与合意性等可能带来决策失误以及其他问题。而国民主导防疫类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短期看，其决策或“低效”，但长期看，则会因其尊重民意等特点与优势，拥有较高的合意性与较小的“次生问题”等优势。防疫类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最好兼备政府主导与国民主导二者良性互动的优势。
由于疫情暴发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与变异的快速性等特点，疫前类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必须遵从完全平等原则，人人平等享有，重在系统性预警和预防。疫中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由于防疫时间的紧迫性、疫情本身的复杂性与动态性，以及准确评估和防疫力量动员的艰巨性等原因，既要保证疫区内大多数居民免受或少受灾疫的伤害，将疫情降到最低限度，也要为非疫区免受疫灾作出贡献，防疫任务显然格外艰巨和繁重。至于疫后类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则需要及时为受疫情危害地区和群体，提供基本物资与精神损失类的公共产品，而且必须有明确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无论如何，要提高防疫总体质效，首先取决于疫前防疫类公共产品——规则与机制等性价比之高低及其数量之多少，特别是各种社会防疫力量的动员机制是否优质高效?；蛘咚?，在于此类公共产品能否有效促进政府、社会等各个机构、组织和群体防疫力量的有效动员和整合。至少不应忽视社会组织专业分工的高效原则与优势，不应忽视那些本身就具有防疫物资保障类基本职能的市场机制与平台，及其相应的专业人员队伍，避免因过度防疫所导致的次生问题。其次则取决于应急类公共产品特殊境遇下的激活与运行状况。在特定国情、世情下，疫区主政者的综合治理能力与水平，以及危急时刻的道德担当与勇气，会直接影响防疫的总体效果。比如说，疫区主政者对疫情灾害的评估是否符合疫情实际，是否科学、准确和及时等，显然这是精准决策和有效防疫的前提。
总之，当认定防疫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时，政府部门责无旁贷。要实现防疫的总体效果，政府应该供给高性价比的防疫类公共产品。构建国民主导的优良财税体制，提供合意性充裕、结构合理得当的防疫类公共产品，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满足每一位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作者系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