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40年：实践经验及理论贡献*
作者：张树剑 谷志军 黄卫平 2021-09-15 14:43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发展历史，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本质的诠释。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回答了改革开放的目的。深圳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依靠自主主导的体制机制改革达成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式改革创新，大致经历了中央控制下的局部创新、中央引导下的机制创新和中央鼓励下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背后反映出深刻的中央授权下的制度变迁逻辑。深圳的改革开放历程也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治理、法治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理论探索。
二、深圳经济特区40年的发展阶段
从创设“经济特区”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都是在改革开放进程的不同历史阶段，由国家最高决策层赋予深圳的重大改革任务和历史期待，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1980—2000年，中央控制下的局部创新实践。创立经济特区的背景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落后阶段，发展的思想需要得以解放，不如此改革便难以启动，所以中央选择了深圳进行改革试点，而不是使用休克疗法全盘推翻重建。等到在经济特区取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开成为国策，避免重大政治风险。例如，深圳改革从最敏感的价格的市场调节开始，对基建体制、劳动制度、外贸体制等计划调控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再对国有企业制度、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进行了系统改革，全面推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深圳特区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对社会形态的转变与公共治理之间形成的新的张力做出了很好的回应，积极探索人大代表工作站制度，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有益的完善，使得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在特区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9]深圳在推动公共行政管制向公共管理服务的转变、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结合城市科技产业的发展优势，注重加大了建设透明政府、电子政府的力度，不仅明确了政务公开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也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和责任追究方式。 [10]处于跟跑阶段的深圳，打破固有藩篱的压力较大，改革启动本来就很困难，全盘推翻重建不现实且有诸多问题，此时局部试点然后推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第二，2001—2011年，中央引导下的机制创新实践。有了第一阶段的局部探索的成功经验，深圳第二阶段的改革就需要在中央的引导下对顶层设计进行机制创新。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央通过《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推动深港开展合作新局面，全面创新对外合作机制。 [11]例如，根据中共十六大报告的要求，深圳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推进了国资国企体制改革，加快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深圳市从2002年开始在南山区的月亮湾社区进行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试点探索，到2005年由深圳市人大代表个人正式设立代表接访室，这是对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变迁从“量变”到“质变”的正面回应，取得了非常好的实际效果； [12]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引入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互联网基因植入政府治理，对应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标准高要求，打破政府部门对数据资源的垄断从而避免形成信息孤岛，提高了政府的协同治理水平、社会服务效率和应急协调能力，推进了以公众为中心的公共服务能力，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改善服务体验，促进公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处于赶超并跑阶段的深圳，顶层设计至关重要，在积累前期经验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并在中央引导下的创新，有助于巩固改革成果并进一步实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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