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与开启新局：武德、贞观时期的文坛*
作者：刘?顺 2020-05-14 11:19 新传播 【字号：大 中 小】
唐初史学大兴，儒家天人之说由之反弹，此时期文学之题材选择、价值定位及风格偏好莫不受其影响。
时雍表昌运，日正叶灵符。德兼三代礼，功包四海图。
逾沙纷在列，执玉俨相趋。清跸暄辇道，张乐骇天衢。
拂蜺九旗映，仪凤八音殊。佳气浮仙掌，熏气绕帝梧。
天文光七政，皇恩被九区。方陪瘗玉礼，珥笔岱山隅。
—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
四海一家的想象与标榜，在中古时期的政治语境中，关涉地方性政权自我正统化的正当性论证，同样也是帝国时期悬设远景，以证成性之承诺，赢获社会认可的重要方式。四海一家、王化无外的频繁表述，在强化帝国政治之基本理念的同时，也会深化社会对于时代的感受与想象，并进而影响时代文学的格局养成—一个过于强调分化与边界的时代，无法培育滋生浪漫高华的文学。虽然，初唐文学典重有余而风神不足，但其所展现之气象，却昭示着政治文化对于文学的期待。自典午南渡至李唐肇建，华夏的动荡分立已逾三百载，四海一家的想象实凝聚了南人、北人对于安定生活的共同期待，但是文质彬彬的远景蓝图却必须经由先质后文而文质彬彬的特定程序方有实现之可能。
唐初“任德教”，由质而文，董仲舒之影响痕迹宛然。而其构建共同体的理想程序，同样可以在董氏的学说中寻得痕迹。董仲舒的公羊学有所谓“三世异治”之说，衰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董氏此说实建基于战国以来秦汉帝国的版图构建与华夷互动的历史事实[1]，然考之李唐建国时所面临之局势与建国之过程，汉唐之间，差异无多。李唐皇室本属关陇集团，其取天下亦为据关中以讨山东。及李唐立国，取“据关中以驭天下”之策，以关中为本位，符合“内其国而外诸夏”之说。但“内诸夏”却需有效弥合三百余年来的政治与思想文化乃至日常生活惯习之间的差异。淡化边界，在南北向心的基础上再建认同，对于李唐而言，则必须打破关陇本位，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尊重并顺应社会对国家的期待：
时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谋猷之臣，不宏简易之政；台阁之吏，昧于经远之道。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勘救踔?，自古常事，关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之辅，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弥复优闲，须为差等，均其劳逸。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给资用，勋贵之家俸禄足以供器服，乃戚戚于俭约，汲汲于华侈，放息出举，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岂觉岂其非，锥刀是竞，实由于此。[2]
共同体认同的构建，通常依赖于以祖源记忆为核心的类血缘情感的构造，故而族群融合的脚步总伴随着特定“历史知识”的传播、变形与再造。但类血缘的情感认同须与资源共享的利益认同配套共组，方能行之久远，而更以后者为其根本。资源共享既可存在于区域间的利益分配与均衡层面，同时也会具体化为上下阶层间的共存格局。从地域性的集团领袖向大一统国家治理者身份的过渡，意味着其身份公共性的放大。帝国的认同度首先取决于国家对社会的顺应[3]，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官僚群体的道德性及超越地域与身份限制的官僚体系的开放性。虽然，在唐初高层官僚的组成中，关陇之比重远超山东与江左，高祖、太宗于不同出身之官僚亦意有轻重，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时代却已然到来。而作为社会运作成本的实际承担者，底层的生存状况与生存感受乃是帝国盛衰的风向标符。唐初诗文中流露的民本意识及对西汉文帝故事经典化，既是为政者对为政之难的清醒，在另一层面也可看出国家在顺应社会的同时，强化着对于社会的整合：
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梁旧族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县，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粱之胄，
[1]参见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见邢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2年，84～134页。
[2]高冯：《上太宗封事》，《唐会要》卷五五。
[3]关于“社会”与“国家”的理解，参见牟发松《国家对社会的顺应和社会的国家化—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生活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动的基本特征》，《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